一位武汉医生的疫情三年：曾谈新冠色变，三年后再遇重症高峰
文/周世玲编辑/卢伊
武汉医生赵洪洋没想到，时隔三年，新冠病毒再次考验这座城市，大量病人和医护感染，他和同为医护的儿子和儿媳也在其中。
他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（以下简称武汉协和）神经外科主任。
疫情最重的2022年12月，医院光新冠病例就收治了1.6万多例，重症5000多例，床位一下子饱和了，一些病人没能熬过这个冬天。那时，赵洪洋晚上一度高烧到41℃，白天照常上班。
在三年前那个阴天很长的冬天里，“封城”持续了76天，像他一样的医护人员们冒死救治病人，最终换来了那场战疫的胜利。
当时，赵洪洋所在科室出现的集体感染，成为判定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依据。该科室是武汉市收治疫情期间的颅脑急重症病人的定点科室，也是全球最早制定病区防控分区的地方。如今回忆起那场战疫，他仍为这些成绩、成绩背后无名的英雄医护自豪，他也记录下当时的医者仁心、担当和生死悲欢。
或因为武汉经历过两种毒株冲击，赵洪洋感觉，这次疫情虽重，但没有当时那么令人恐惧，“紧张度远远没有2020年那么严重”。
再有数月，赵洪洋将迈入成为医生的第40年。三年两度感染，还因疫情等原因，他拖了两年多才做了癌症手术，“可能因为精神和意志好，我从疫情中挺了过来。”
以下是他的讲述：
赵洪洋。
人传人的依据
2020年疫情初期，我们科室出现医务人员集体感染，成为判定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依据。
我1983年进入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，2005年担任科室主任，在协和工作至今已近40年。
早在2019年12月下旬，人们传闻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，最初发病的人似乎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，因此封了华南海鲜市场，有人说可能跟吃蝙蝠有关。好在政府公告说没发现人传人，尽管没搞清楚是什么病原，但不是传染病就不要紧。
2020年元旦开始，就有些不好的兆头。首先是我的两个孙子相继发热咳嗽，幼儿园提前关门，接着社会上流传这种不明原因肺炎就是SARS。很多医护也看到感冒发烧患者骤然增多，纷纷把孩子送到乡下去。
临近春节，医院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。科室有感冒症状和发热的护士日渐增多，20多人请病假不能正常上班。对此，我心头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那时，我只认识到事态严重，感觉发热病人特别多，要排很长的队。但这个季节也正好是往年流感流行的季节，到底是流感还是肺炎，又说不清楚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治疗。
我当时争取把发高烧、症状较重的医护送进病房住院，但并不容易。那时尽管还没有明确人传人，但大家谈虎色变，怕这个病毒，只要一谈到就往死亡上想。
1月18日这一天，有肺炎症状的医务人员都做了核酸检测，下午我接到电话，科室10名护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。
接到电话我都蒙了，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感染，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是新冠肺炎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进行核酸检测，听说核酸阳性，当时想到这10个被感染的护士是不是有生命危险、会不会失去生命，整个人非常震惊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独自在办公室哭了出来。
我们科室是国内第一个报告医务人员群体感染的，但不是最早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的，最早的应该是同济医院和其他几家医院，但为单个医生发病。
科室集体感染肯定是件坏事。我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压力是，担心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导致感染。当时也有医生质疑，武汉协和这么有名的医院，怎么会一下感染这么多医务人员？
我们反复自查了多遍，发现对病人的管理都是按医疗常规在办，没有任何疏漏。问题起因于一个70岁男性患者身上。该患者于12月25日入院，除了心脏检查，其他检查均正常，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，术后第三天（1月9日）出现发热，11日肺部CT发现毛玻璃样改变，因无核酸检测试剂盒，一直不能转到感染科隔离病房。此后，护理过他的护士接连发热、出现肺炎症状。
我们感觉有点不对头，就把同病房的其他病人都转走了，把这个病房空出来隔离，门前打上警示号，表示这个病人至少有感染别人的风险。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也只能做到如此，大家懂的。
那时外科本身有感染防控措施，但是用于普通感染的防控措施，显然防不住新冠病毒，也防不住人传人。
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宣布新冠病毒有人传人情况。视频截图
当时的概念还是新冠不人传人，现在怎么突然能传染人了？我们迅速将调查结果写成报告，上报上级主管部门。1月20日，钟南山院士提到我们科室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，宣布了有人传人情况，并定性这是呼吸系统的传染性疾病。1月23日，武汉“封城”。
“封城”后的坚守
听到“封城”的消息，我觉得是有必要的。因为我们科里感染都这么严重，把传染源及时堵住，是应该的。
当然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大事件，因为“封城”在中国好像是第一次，所以感觉到事态严重。
封城的第二天是大年三十，我是一个人在家里过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密切接触者，且有明显症状。我的家人住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妻子做好了团年饭，让儿子、儿媳给我送来。
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，很多医务人员没法和家人吃团年饭。这天寒风呼啸，伴着雨夹雪，我去医院看望值班的同志，看到很多家属来送团年饭，有的还带着孩子，同事挥手示意让他们快回家，但他们仍站在那里，仰望着楼内，隔窗相望，守着亲人把团年饭吃完。楼内的同事与楼外的家属互相说着关心保重的话，不时擦着眼里的泪，我站在家属群里看到这感人的一幕，禁不住也流下了眼泪。
感觉那年的冬天特别长，阴沉的乌云老是笼罩在天空。
春节前，我们科室病房还有接近150个病人。春节到了，医生护士大量减员，不仅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大大增加，心理阴影也增加了：已经有这么多人感染了，明天、后天又会是哪个人感染？
面对这场危机，我和科室其他负责人商量成立了6个临时工作组，短期高效的领导工作消除了恐惧和低落情绪。稳定军心以后，我发现疫情期间除了要接收新冠肺炎病人，还有很多有脑血管病特别是颅脑重症的病人，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丧失了生命。我向新华社记者反映，如果我们不管脑血管病，只管新冠肺炎，脑血管病死亡人数会远远超过新冠肺炎。
我不知道是新华社记者的作用，还是政府本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10天后，湖北省防疫指挥部指定我们科，作为武汉市收治疫情期间的脑卒中和颅脑急重症病人的定点科室。
武汉市就我们一个定点科室，那时候重症患者都会送到我们这里来，仅2月一个月就做了近50台重症手术。
我们还成功救治了援鄂医疗队队员，包括当时海南一个队员动脉瘤破裂脑出血，成功手术挽救了生命。还有一位广西队员突然猝死，当时我们把她救过来了，后来她病情恶化，在广西去世。整个疫情期间，援鄂医疗队没有一人感染，也没有一人在武汉死于重病。
疫情中，这些脑血管急重症病人的救治相当复杂困难，手术相当难做。我们平常做手术体力消耗就很大，再加上还要穿上又闷又热的防护服、戴面罩、无菌操作等，还要戴三层手套，手指基本没有触觉了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手术变得很困难。
神经外科的手术一般都需要三四个小时，穿上防护服，起码做七八个小时，又不能上厕所，出了汗也不能去换衣服。平常额头上出汗还有护士擦，穿着防护服，额头上出了汗，一直滴到眼睛里，辣得眼睛疼，都不能去动。
那时我们要防止有新冠肺炎的病人进入病房，但急诊病人进来，病情很急，等不到8个小时出核酸结果，紧急情况下看不到核酸结果就得去做手术。要接收这样的病人，病房就必须要重新规划布局，按照科学的方法最大限度限制病毒传播。比如沿途运输要闭环；要设计病区，保证病人在病区经过的路径最短，且不跟他人接触；要设立缓冲区、污染区和洁净区等，并随着病情进展，在摸索中优化方案。
坚守岗位的医护们。
我们还联合感控办感染科、医务处共同修改方案，写成《中国神经外科防控新冠病毒的指南和共识》，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，反响非常好，很多国家的医生发邮件询问具体细节的解释，包括戴什么护目镜、做手术怎么防止污染等等。
作为首个进行病区分区的科室，我们把经验向国内和世界传播。
科室进行了病区分区。
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，我们科室派医生护士进入一线抗疫阵地，包括医院隔离病房，发热门诊、急诊科、方舱医院、西院定点医院、肿瘤中心定点医院，救治新冠病例，其中有很多事迹非常感人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体验着疫情期间的病毒无情人有情。
比如父亲带小孩来做手术，小孩因为哭闹，口罩打湿了，父亲就把他的口罩给了小孩。医务人员问他怎么办，他说小孩重要。那个时候没有多的口罩，医务人员就拿纱布给他，让他捂着嘴脸赶紧离开。
有在武汉回不去老家的农民工，他们的钱用完了，吃住困难，在医院周边流浪。我们医务人员就自己带上面包牛奶什么的给他们吃，又把情况反映给政府，政府在急诊科旁边搭了帐篷，供这些人吃住。
还有婆婆明知道这个病是传染病，也要守着老伴，医务人员怎么劝都不肯走，她说一定要陪着老伴，不能让老伴孤独地走。
感染、治愈和解封
开始确实没有人不恐慌，有位援鄂医疗队员写了一篇很有感染力的家书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，据我所知，当时确实有些医务人员写了遗嘱。他们还没感染的人都有这种恐惧心理，更何况已经感染的人。但我们感染的护士很了不起，在她们已经病重住院、出现白肺的情况下，还能有乐观的精神去战胜疾病，给大家很大的鼓舞。
感染但仍然乐观的医护们。
神经外科共有15名医护人员感染入院，第一批10名，后面陆陆续续又有5名。像我一样确诊但居家隔离的，大概也有六七位。
我们科室是疫情初期医务人员感染最多的科室，但因为我们及时采取了防控措施，最后反而还成了感染比较少的科室。
疫情初期，我们医院是武汉市医务人员感染第二多的医院，“封城”结束时，根据字节跳动基金的公告，感染数第一的是武汉市第二医院，也就是李文亮所在的医院。那时我们医院已经不在前十三个医院之列了，说明了我们积极的防控措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我们科室感染并入院的15名医护人员，最后全部痊愈，基本上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，每一位同志都恢复了工作岗位，这是一个奇迹。
而且医院在职职工也没有一例死亡，确实也是一个奇迹。武汉疫情的高峰就在2月，一共有几十位医生去世，那个月去世的医生最多。
当时新冠肺患者，特别是医务人员的出院，是在向国人和世界昭示，新冠肺炎是可以战胜的。在疫情早期的悲观情绪笼罩下，这无异于拨云见日。
我是2月下旬确诊的。早在那10名护士确诊前后，我已有明显症状，咳嗽很厉害。我没有体验过这么严重的咳嗽，好像把心肺都要咳出来一样，但是后来吃了药，症状逐渐好转。
但我因为工作，一直不能休息。2月科室申请在湖北省定点收治颅脑急重症病人以后，工作变得很繁忙很重。我可能没有休息好，抢救重症病人，熬了几个夜，身体吃不消，突然感觉到不适，又出现咳嗽、呼吸困难，拍CT发现有肺炎，查抗原抗体也是阳性。
我们医院有个新冠专家组，两个组长都诊断我是确诊病例，让我住院。但是我没有发高烧，肺炎面积也不是很大，我说症状不是太重，要求居家隔离。
我的父母都是军人，都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我自小受到教育，做人要有担当，男子汉危难时一定要能挺身而出。看到科室这个状况，我当时没法休息，如果科主任去休息了，下面谁来组织工作？
2019年年底，我诊断为膀胱癌，本来准备手术，正好碰到疫情也没有去做。后来工作一直很忙，直到2022年，肿瘤有增长趋势，我才做了手术。按说癌症拖了那么三年，可能会恶化，但可能因为我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好，上帝也垂怜我，我还是从疫情中挺过来了。
2020年查出新冠肺炎时，我也担心过自己，脑袋里面第一个闪念是，我要是不在了，我的老母亲怎么度过晚年。
居家隔离时，我也出现过一次心脏的问题，当时我倒在地上，心脏非常难受，想去拿药，却没有那个力量了，那时也感觉自己会不会就这么走了。但最后我还是拿到了药，吃了药就好了。居家隔离了一个礼拜，我就又上班了。
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的缓解基本是在2月下旬，一是国家派了大量医疗队员来，缓解了医务人员紧张的状况，二是防护物资不再紧张，不再担心因个人防护不好而出现感染。
2月15日时，我们觉得疫情出现转折，每天感染和死亡人数开始下降。到2月下旬，感觉到整个疫情已经有了改观，而且方舱医院、火神山、雷神山的陆续建造都是好消息，防护措施也科学合理，所以我们就放下了心，觉得赢得这场战役的希望特别大。
我和家人见面是解封以后，妻子回到我们的居所。我还带着一家老小去看望了我独居的老母亲，我们重新见面以后都非常激动，拥抱哭泣。好不容易又见面了，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。
2020年初的疫情结束后，赵洪洋与母亲一起散步。
又一次大考
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武汉战疫，我们确实在76天内，把疫情完全控制住了，再没有增加一例感染，是世界的一个典范和范例。在党和政府采取的正确的抗疫政策下，以武汉抗疫为主的全国抗疫也取得了阶段性的伟大成果。
我确实没有想到，抗疫三年后，病毒变异到奥密克戎，让人们又经受了一次大的考验，又有大量的病人、医务人员感染。
所有人都感觉这次放开的速度太快，作为医务人员，我们也觉得太快，因为总觉得这三年抗疫，防控管理最严的地方应该就是医院，但一下子就放开了。
比如前一天医务人员还要从专门的通道进来，要查行程码，第二天就完全不查了，本来天天要做的核酸也突然不需要做了，原来很严的门禁都全部开放，病人可以自由出入，感觉好像没有一个过渡。
过去总是有过渡。
比如2020年武汉解封后，只有严重症状的患者才查核酸。2020年5月，武汉是全国第一个做全城居民核酸普查的城市。后来医院规定，到冬季，凡是高危科室，如发热门诊、急诊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等，医务人员一周查一次核酸，非高危科室一个月查一次核酸。随着形势紧张，检测频次逐渐增加，政策收紧是一步一步来的。曾经有一段时间疫情好一点，医院又把间隔时间拉长，后来又逐渐收紧，我们很能适应。
这三年当中，2020年武汉从解封到12月，防控基本上没那么严，也没有阳性病例；2021年后，间间断断又有一些疫情，但都比较局部，防控没有特别严；2022年，各地又加强了防控，10月后，因某医院接诊一例阳性患者引发湖北省发生众多人感染，整个武汉市都比较紧张，影响了全区域。
当时我们原本估计要逐渐放松了。因为国庆节武汉一片繁荣，虽然出行也要看码，但大家都在旅游、聚餐，商业活动很开放，很多宾馆也已经开放，可以开各种学术会议，这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。
但过了国庆节，同济医院接待一名患者，感染了非常多的病人和医务人员，后来马上加强防控，防控力度越来越大。
还有一段比较特殊的情况。当时一旦病区出现阳性的病人、密切接触者，整个病区就要被封控，被封在里面的医生护士至少要在里面呆3-4天，负责管理所有的病人。在外面管这些病人的医生也不允许进去。病区里所有的手术也要全部停掉，这种情况医生很焦急，只有通过电话跟被关在里面的医生联系，间接地了解自己管理的病人病情。患者也很焦急。
后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指出要纠偏，不许层层加码，形势就改变得比较快了。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后，全国多地取消社会面免费核酸。视频截图
第二次感染
我儿子是眼科医生，还没有放开之前，他到医院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隔离病房支援，支援的时候都是穿防护服，戴面罩，下班以后不回家，到定点宾馆隔离。
那时他们负担已经很重，因为在隔离病房的工作人员，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别的科室调过来支援的，被感染的医务人员比较多。
他还算比较幸运，一直没感染，但很辛苦。因为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多了，他就要顶人家的班，原来上一个班就能休息几天，现在必须连续上。
随着防疫政策放开，各个科室都可以收病人，也不需要集中收在隔离病房。那时隔离病房只减掉了一半，防护级别下降，只戴N95口罩和帽子，定点宾馆也取消了。我儿子那时还不想回家，因为每天跟这么重的病人一起，怕回家了影响到孩子老人，就自费住宾馆。
又过了大概三四天，剩下的隔离病房也完成任务了，让他们各回各的科室，这时他发现自己也阳了发烧了。
我也是在放开以后感染的。我记得是在12月15日晚上，我突然一下发高烧到41°C。我坚持不吃退烧药，第二天早上一测抗原是阳性，体温降到38°C。
我发烧也有规律，一共三天：第一天41°C，第二天39°C，第三天38°C，都是晚上烧得最高，所以我白天还是照常上班，跟我们科室很多人一样。
医院说，如果是阳性但症状比较轻的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病坚持，有一批医务人员带病上班。查房时，科室的主治医生、住院医生都在咳嗽。我们的病人说，医生护士都在红着脸咳嗽，都是病人，却还在给我们治疗，虽然感觉不好，但还是很感谢你们医务人员不得已带病在上班。
当时医院还要求加强防控措施，但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了。因为收治的新冠病例分散在各个病房里，医生生病都要去上班查房，每个人都成了传染源了。
我们是武汉最早实施各科室全体接纳新冠病人的医院之一。收治病人光靠感染科、呼吸内科不行，这些科室很快就爆满了。
医院不光要收新冠病人，还要治疗其他病人。我们医院有一个本部三个分部，本部是5000多张床位。12月一个月当中，光新冠就收了16000多个病人，床位一下子就饱和了。
最紧张的不是床位，而在于缺药，退烧药、常用的止咳退热药都没有，这是当时比较糟糕的情况。初期我们感染的医务人员同样也拿不到药。
另外的困难是，发热门诊、急诊室这些第一拨接收病人的前线科室，有些病人需要输氧，没有输氧的位置了。各个科室开始收治病人时，最缺的设备是高流量吸氧设备，还有无创呼吸机，一旦碰到重症病人需要呼吸机，还得把病人集中送到有呼吸机的科室。
还有很多医务人员感染。从我们科室和了解到的相邻科室的情况来估计，医务人员的感染率至少在90%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医院里还是挺紧张的。
随着疫情的时间拖长，医院这些设备也慢慢跟上来了。进入到12月底元月初，医院还开始有了少量的抗病毒特效药。
我们医务人员给病人看病时都说，得了这个病就要在家好好休息，不要再疲劳劳累。可我们自己做不到，还要照常上班，动手术开刀，看门诊等等。
但我们的忙，一不是为了挣钱，因为生命肯定比钱贵；二也不是被强迫上班，医院没有规定必须带病上班，只是提倡轻症尽量上班，但是绝大多数轻症的医务人员都主动上班。
而且疫情期间，大家的收入明显下降。病房收治的新冠病人最多时达到总病人数的40%，都是非手术病人，收新冠病人并不能增加医院或个人收入，所以来上班更不是为了钱。
因为从事医疗事业，大家都有这么一个信念：不管待遇再差，不管自己情况如何，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坚持在工作岗位，救治病人。
2020年大家是这么想的，2022年底到2023年初，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仍是这么想的。不光是武汉市，全国的医务人员这时的表现都跟我们2020年时的表现一样，都是坚守自己的岗位，红着脸，咳嗽着去治疗病人。
2020年初疫情期间医护工作合照。
高峰已过
12月份我们医院接收16,000多例新冠病人，重症病例5000多例，重症比例达到33%，同济医院是30%，全国的数据，重症率大概6%-9%。可能因为我们这两家医院是武汉市最大的两家医院，比较有吸引力，很多重症病人都到我们这儿来。
来住院的老年人有5%-10%病情发展比较快。今天收进来还可以跟你讲话，明天就气喘了，得上高流量氧，到了第三天就必须用无创呼吸机，第四天就得用上插管呼吸机了。
老年人的病情还容易反复。我们治疗当中，有一些病人烧已经退了，复查CT发现肺炎也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，但是过两三天重新发烧加剧。过去有说法，病人再次恶化，症状会比较轻，但是我们在医院看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，至少在老年人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以后，第二次症状加重，往往凶多吉少。
我们发现年轻人也有这个情况，转阴了又来一次，症状并不减轻，也是很重。
当然我们的观察还是比较局限，这个结果需要中国疾控中心结合所有医院数据来汇总统计，我们现在也在期待结果。
总体来说，这一次的疫情对我们医院来讲，紧张度远远没有2020年那么严重。
2020年疫情发展这么快，医院紧缺防护物资，最后几乎快到山穷水尽，只剩一天的物资，消耗完了医务人员就要“裸奔”了。在这个紧急时刻，靠社会大力的支持和海内外捐赠的物资，最后才顺利过关。
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大量的死亡病例，这一次虽然病人多，死亡的病例还是相对比较少，且多局限于老年人。
我们国家从2008年就进入了老年社会，现在老龄化排在世界前列。按国家卫健委的报告，这波疫情死亡人数是5万多人。当然这个数字可能是不完全的统计，主要是医院上报的死亡数据，但特别是农村地区，病人没住上医院就死在家中了，这个就没法统计上。
不一样的前提是病毒的致病力。武汉经历了这两种毒株，对奥密克戎致病力不足、感染力高、感染后难受更深有体会。另外，应该有85%以上的人都接种了三次疫苗，接触的病人中基本上90%也已打了疫苗。疫苗能够防重症、提升免疫力。
从全国情况来看，别的省市可能会比武汉的感觉更强烈。因为武汉经历过2020年疫情，疫情对人的冲击感就相对小一些。
还有一点，我们不光是感觉到，目前也查到了很多资料，认为奥密克戎感染不留后遗症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从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病例和国外发表的论文来看，后遗症的比例还不低，除了肺部损伤，还有心血管和大脑神经的损害，要引起高度的警惕。
总体来说我们作为医务人员，对奥密克戎既不害怕，也不能轻视。因为毕竟对奥密克戎，我们没有西方国家研究的时间长、经验多，人群感染时间也没有他们长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向他们的临床医生、科学家学习经验，吸取教训。现在我们也已形成了一套诊疗的方案。
1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信息显示，各省已度过发热门诊、急诊和重症患者的三个高峰。视频截图
目前，我感觉重症高峰和感染高峰应该已经过了。
从我们医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来，我带病上班的时候，一电梯的医务人员互相问“阳了没有”，基本上都是阳的，现在问都是阳过了，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可能还有一点点乏力或者累，电梯里基本上听不到咳嗽的声音了。现在各科室的医务人员基本上已经是满员上班。
我们科室相对重症比较多，病人住院率高。这次疫情最高峰时，40%的床位用来收治新冠病人，目前科里大概只有10%的床位是新冠病人，90%已经都是我们专科的病人。
这次疫情我的这一组一共管理了5例新冠病人，1例死亡，4例痊愈出院。
（部分内容引用自赵洪洋著书《危机时刻》） 本院重症率33%，全国9%！现实残酷啊 7月份开始缓放就好了。没有后悔药，国家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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